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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与《异端的权利》

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在苏黎世拍的所有照片都不见了。夕阳湖畔,凌晨的电车和灯火,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潮,街边橱窗里精密的机械制品,一小时四十分钟时的马拉松选手,盘旋的直升机,争食面包的天鹅与野鸭,弥撒中门扇紧闭的尖顶教堂,在陡坡上缓缓爬行的红色铁皮小火车,FIFA门外的小小足球场,以及曾经培养过爱因斯坦泡利荣格冯诺依曼的学校,学校附近画着可疑图案的录像店。我曾经在这些新奇的事物身边驻足并认真地摁下快门。现在,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去检阅它们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这段回忆还清晰可辨,但你却明白无误地知道它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就要淡出你可以检索的记忆了。而告别一段记忆是比送别一位挚友更为困难的事情,前者就像试图在梦中切下自己的一条手臂。它属于你吗?或者,它属于过你吗?这样的问题叫人无法回答。然而无论有没有这个回答,新的日子都会一层一层地覆盖上去,我的身体和想法都会被赋予新的颜色和形貌。无论是故人还是旧事,似乎都是为了等待一根稻草,一旦压上,绳子的两头便轻了。

最近总是频率极高地出行,但实际上就算不出远门,每日的生活对我来说也不乏新的冲击。从瑞士回来后我总在想路过与留痕的问题,在火车上倚着玻璃窗对着渐行渐远渐渐模糊的景物凝神过许多次后我也有了怅然若失的感觉。那些魂牵梦绕的地名和人名如此稠密地扑面而来,我如同被高速飞旋的古老幽灵包围。当幽灵散了,我却仍然是我。

在与同伴争论行程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认同感。在日内瓦走马观花逛了一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宗教改革纪念碑。非常巧,在T3候机的时候读完了《异端的权利》,在长达十个小时的无趣飞行中把那故事和评语翻来覆去地嚼了数遍。仅仅不到一个月之后,我便站在了改革发生的土地上,把读来的故事转述给一旁的人听。夕阳从一旁落在巨大的石像上,阴影让雕像的五官和铭刻的字句显出了刀的犀利。我在纪念碑下徘徊了许久,看清了城徽上细小的文字和缝隙里填充的灰土。我说,我明白了为什么游客们都喜欢去博物馆或是风光类的景点了。在博物馆可以迅速地接受教育,像饮炼乳一样吞下有关这里的故事;而风光之美是不需知识也不影响欣赏的,蓝天碧水雪山木屋永远是明信片的绝佳素材。说到底,人们还是只对自己有认同感的事情感兴趣吧。

从前每每出远门之前,必然会先做一番扎实的文献调研,这大概是学新闻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因此每次旅行都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任务,我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搜集着四下里的信息,转动脑筋竭力使它们与事先画好的沟槽有所契合。然而城市里满是形形色色的人们,一转眼他们便走出许多条截然不同的轨迹。风吹过,雨落下,车阵蜿蜒;有些人,一个转身便再无法遇见;有些猜想,也永远无法验证。

精卫鸟衔木石欲填东海,倘若她在飞翔时想到正在进行的是多么伟大的一桩事业,那小小的胸膛里也必定会升起一股快乐的豪情吧。

所以我仍旧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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